新闻 | 听卞修武、高福、张文宏、石正丽分享新冠抗疫成果
发布时间：2020-11-06
*本文整合自21财经、放大灯公众号、澎湃新闻、重庆日报、中国生物技术网、复旦大学校友会官网等
10月31日，举办了七天六夜的第十五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ICG-15）圆满落幕，来自生命科学各领域的科学家们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科学盛筵。
在全球仍在经历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中科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卞修武，中科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等专家们分享了自己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的研究成果和抗疫经历，一场接着一场，带我们重新走过这不平凡的历程。卞修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人体病理学家
作为我国权威的人体病理学家，卞修武一直奋斗在抗击新冠的最前沿。卞修武分享到，2月之前，我国已经出现了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然而在前六百例诊疗方案中都未采取病理诊断。因此，在没有足够的法规依据开展新冠肺炎尸体解剖的情况下，卞院士通过全国政协等多个途径积极呼吁，建议终于得到国家采纳，2月4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文，指导开展新冠尸检工作。2月8日，卞修武率领团队火速奔赴武汉抗疫前线。前期工作的开展遇到了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没有一个符合传染病尸检要求的尸检平台，更难以获得可供研究的捐献遗体。在各方的全力支持和合作下，卞修武团队排除万难，参与建立了武汉第一个尸检方舱，并在2月16日成功进行了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3月3日，我国向全球发布了新冠肺炎诊断和治疗标准指南，该指南首次囊括了各器官在新冠肺炎进程中的完整的病理变化结果。这些数据对出院以后的隔离、恢复管理以及肺以外的综合治疗原则的制定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和支撑。而其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新型病理特征的研究成果也在本月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死者肺部主要的改变包括弥漫性肺泡损伤，间质纤维化和渗出性炎症。同时，脾脏和肺门淋巴结中，也出现了组织结构破坏和免疫细胞失调等病变，包括了淋巴细胞减少症和巨噬细胞积累。这些发现为新冠肺炎的病例研究提供了新的病理证据，将重症COVID-19患者的肺部和淋巴器官损伤与致命的系统性呼吸道和免疫功能障碍联系在一起。回顾新冠抗疫的历程，卞修武讲道，建立尸检仓房面临着巨大风险，尸体转运解剖，标本取材，病理制样、检测和观察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科学、专业、谨慎的处理。在改建的过程中，团队将能想到、能做到的准备工作都做了，实验室所需的负压、空调、监控、过滤等装备，加上过滤式的正压防护服等，都配备得万无一失，使尸检工作得以有序开展，没有一位实验室工作人员被感染。目前，卞修武所率团队建立了全世界首个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每一个样本都来自患者家属对于医学的支持，正是这无数的支持，与勇敢前行的抗疫工作者一起，造就了让全球惊叹的抗疫成果。高福：在流感与COVID-19的交织下，今年冬天将会迎来一场“大考”
高福
中科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
高福在ICG-15大会上进行了题为“新冠肺炎：全球公共卫生的挑战与机遇”（COVID-19：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Global Public Health）的主题演讲，现场反应热烈。基因君摘取了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新冠疫情到底出现了几波？高福表示，“所谓波，得有峰有谷。”高福分析了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流行曲线，指出我国共经历了7波疫情，但由于我们控制得好，每一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高福强调，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且其基因重组现象普遍。因此，控制病毒的紧要之举，是建立监测网络。“今天有COVID-19，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未来就要警惕COVID-29、COVID-39。就像流感病毒一样，这些病毒已经离人类很近。”对于遏制疫情，高福院士表示主要靠“三大件”，“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个人卫生”，目前还没有特异性治疗药物。冬天来了，在流感病毒、COVID-19等病毒的交织下，今年冬天将会迎来一场“大考”。“病毒在中国好多地方清零了，但由于这个病毒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可以持续存活，有没有可能，病毒还藏在某个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呢？”高福说道，“这全是需要科学来解答的问题，我们的挑战还很大。”最后，高福表示，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工作中加强基础研究、社会认知与监测。另外，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和世界合作，并肩作战，不能单打独斗。“公共卫生”，一定是“公共”的。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员
“今年，中国向全世界迅速公布了新冠肺炎病毒的序列数据，为世界抗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用的就是‘基因组学’的技术。“在本次ICG大会中，张文宏着重分享了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在感染病防治方面的成果。2003年，张文宏战斗在SARS防控的一线，但受限于技术，未能快速并充分地认识这个病毒。2013年，H7N9禽流感病毒来袭，张文宏团队主动接触10余病例，并蹲守实验室一个多月进行测序研究，最终确定感染源，及时发现H7N9人传人风险，把病源扼杀在摇篮里，使疫情得到及时有效防控。这十年间，基因测序技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2014年NEJM杂志发表文章“二代测序，一个病例能否改变世界”，此后全世界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通过组学手段做病原诊断。高通量测序技术为我国的感染病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张文宏教授分享到，2013年全国第一例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病原诊断的研究发表。截至目前，中国发表的高通量测序病原诊断研究占全球同领域发表研究的近四分之一。在临床诊治案例上，张文宏教授分享了自己团队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度发现猪疱疹病毒的跨物种传播的经历。2017年，华山医院感染科接诊了一名患者。入院时这位患者视力下降，难以查出病因。追问病史，得知患者在养猪场工作，发病前一天曾接触过猪圈中的污水。张文宏立刻警觉起来：“1986年，学界就认为该病毒会跨物种传播，但没有找到案例。”为查明情况，他派驻团队到农村养猪场做病毒取样，随后团队马上对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发现了猪疱疹病毒，验证了31年前学界的猜测。这次新冠疫情中，基因测序同样对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早几例新冠病毒序列的测序，仅用了不到十天时间。上海首例病例的精准防控，也是利用了组学技术。宏基因组检测、病毒分离并协助诊断，这些工作对世界抗疫具有重要意义。他最后强调，全球应对微生物感染需要高效。我们生活在微生物的包围当中，一直处在被致病微生物感染的风险中。因此，我们要相信科学，通过我们的智慧使得科学技术和防治手段“跑”得比微生物更快，才能让人类在与微生物的共存中不处于劣势。石正丽：不可能改变自然界存在的病毒，早期监测可避免其进入人类世界
石正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微生物科学院会士，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四级）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生物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新发病毒学科组组长
石正丽在大会上分享了其所在实验室对新冠病毒的研究工作。石正丽团队从2019年12月30日收到7名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本，到首次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再到分离出病毒并完成动物实验，仅用了40天。而在2003年，SARS完成病原体鉴定的时间是5个月。这次的快速反应得益于过去15年里对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经验的积累。在考察新冠病毒可能的起源地的过程中，团队发现，早期的新冠肺炎病人很多都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团队采集了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冷冻肉类样本，以及武汉市周边养殖动物取样，并没有在肉类和农产品上发现病毒。所以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只是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爆发地，而并不是病毒的起源地，也不是动物传染到人的发源地。石正丽指出，大自然野生动物本身就携带非常多病毒，我们无法预知什么时候这些病毒会感染到人类，引发公共卫生重大事件。但我们可以阻断其传播，避免病毒从自然界传染到家养动物，再传染到人。通过对更多野生动物携带病毒的测序，监测人群中和家养动物中的新病毒，从而达到早期预警和干预的目的。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界存在的病毒，但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监测避免其进入人类世界，在其感染人类之前进行预防。
